2020年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The 4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2020”）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是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将于2020年10月17日-19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2019年，大卫·蒂格（David Teague）作为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学院”培育单元导师，接受了IDF组委会的访谈。
大卫·蒂格是一位获奖纪录片剪辑师，在成为纪录片剪辑师之前，他曾是一名音乐录影带摄影师和剪辑师。他剪辑的纪录片曾多次获奥斯卡提名，包括《生活，动画》《小可爱与拳击手》《拉辛的星期一》《旭日东升》和《保险被拒》。其中，《保险被拒》最终摘得了奥斯卡小金人；《生活，动画》获艾美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奖；《小可爱与拳击手》获艾美奖最佳纪录片。他的其他剪辑作品还有《登堂入会》《美国工厂》《我们的家》等。大卫也是IFP独立电影人项目纪录片实验室、凯伦·施梅尔电影剪辑协会、翠贝卡电影协会、圣丹斯电影协会的剪辑导师，曾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学院、DCTV、纪录片工会等机构担任讲师。
当我看着一部我有兴趣剪辑的纪录片时，我首先要寻找的就是其中的人物。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两年半的生活里，我基本上要和这些人一起“度过”。我在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有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在90分钟里诚实地展现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他将带着这个形象一起生活。同时，你又是根据你要讲的故事和主题来思考这个人物。所以我会思考：这个人是一个让我着迷的人吗？这个人物是否有一些意外的、复杂的东西？我寻找的另一个东西是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它背后有些什么。它不能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情节，我寻找的是一个能够关注到更宏大的问题的故事。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留下一个深刻的问题让观众去思考。每个人物，我寻找的是他们身上有什么是独特的，又有什么是普遍的？他们可能和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总是有关于爱情、友谊、家庭、死亡的经历，这些正是我们与之斗争的东西。但他们独特的经历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比如《生活，动画》（Life, Animated）里的主角欧文患有自闭症。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对自闭症几乎不了解，我曾经以为自闭症使人的大脑变得迟钝、失去对情绪的感知力，这是普遍的对自闭症患者的刻板印象。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闭症完全不是这样的。正是这一点让我想做这部纪录片，让其他人看到这部纪录片后和我有一样的体悟，意识到自闭症患者也有强烈的情绪和深刻的共情能力。
《生活，动画》 Life, Animated (2016)
导演: 罗杰·罗斯·威廉姆斯／剪辑：大卫·蒂格
在欧文这个人物的身上，我发现他与之斗争的事情非常具有普遍性。他担心父母的离去、害怕长大，以及随着长大即将面临的搬离家庭和独立。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事情。而他都在以特殊的方式、他独有的方式去应对。我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的父母，思考什么叫独立。我认为剧情片的情况是，有人写了一个剧本，接着电影开始拍摄。而纪录片是先完成拍摄，而后在剪辑室里“写剧本”。故事的细节，人物的发展、构架，都是在剪辑室里被发现、被勾勒出来的。创作纪录片时，你会跟随多个人物，经年的拍摄下往往会积累十几二十个不同的情节和故事线。而最有表现力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会在剪辑时被发现，同时作品的大主题也会慢慢浮现。剧情片通过选择不同的素材雕琢演员的表演。而纪录片只有一次机会。因此，这不是在不同的素材中雕琢表演的能力， 而是从几百个小时的生活片段中雕琢人物的能力。
大卫·蒂格在IDF·2019
在这个精心打造故事的过程中，剪辑师与导演如何进行合作与分工？我认为剪辑师和导演的关系是纪录片制作中最关键的关系，导演与摄影师的关系也是。我觉得我和导演之间就像是我们马上要结婚了，也许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但这个项目将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所以找到那么一个人真的很重要，一个时常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坦诚相待的人。信任是剪辑师与导演之间合作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导演是一直在拍摄的，他们经历了整个过程，了解每个人物，和他们有很强的情感联系。而剪辑师更像是观众的视角，他们看到的只是素材，更容易从观众的视角感知到缺失了什么。作为剪辑师，你对线性时间的理解也不一样。在纪录片创作中，导演可能会被亲身经历束缚，而剪辑师需要从线性时间中抽离，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引人入胜的故事。同时，剪辑师也会丢失艺术的视角，这时候导演就要介入。导演和剪辑师就是不断地把对方从彼此的局限中拉出来 ，打开对方的大脑，打开对方的思维，满足不同的可能性。
大卫·蒂格在IDF·2019
您在很多节展和工作坊担任过剪辑导师，对于年轻的创作者，您会作什么样的指导？我首先会问创作者：当观众看完你的作品时，你希望他们探讨什么，你希望话题的核心是什么？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你就可以回到作品中，想一想，哪个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可能真的会把这些问题带到观众的面前。我也很喜欢探讨如何接受反馈。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怎么被探讨的问题，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建议。而往往你听到的都是不同的想法，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建议，这可能会让人很困惑。所以我喜欢讨论如何综合这些信息，如何分析不同的人说的不同的话。创作者需要忽略所有人给出的具体的建议，尝试去挖掘他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他们说某一幕要往前放，事实上也许要，也许不要，你必须坐在剪辑室里才能真正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某一幕要往前放，说明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可能都与素材的位置无关。你需要仔细思考这个建议背后的深层原因，例如是不是他在这里感受不到作品中的人物，那才是真正的帮助。这样你回到剪辑室就会想：“这个人物有点问题，让我们找找自己的解决方案”。我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来自于创作者，只能来自于那些一天又一天地用素材 “做实验”的人。
培育单元，大卫·蒂格
您如何理解“我·纪录·事实”，可否结合您的创作经历谈一谈？我认为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纪录”。纪录片展现的是真实的故事，是非虚构创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喜欢纪录片的地方是，它仍然是影像，即使是纪录片，它也是创作。它不是全貌，它也不是完整的故事，那是不可能的。它是对事实、对事件的提炼。18个不同的创作者可以就同一事实拍出18部不同的作品。这就回到了 “我”，所有这些不同的 “我”创造了这些不同的故事。因此，事实可能只有一个，而我们所要探讨与思考的是我们对这个事实的呈现，通过我们的纪录、我们的创作去分享我们的经验与视角。在纪录片界有很多关于它是否应该遵循新闻性的争论。我认为纪录片可以有一个略微不同的空间。如果停留在对事实的见证或报道，制作纪录片的人就会消失，他只是提供了事件的“笔录”。我认为纪录片更多地是一个解说者，更多地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中你负有一些责任，对事件、对真相的责任。但我也认为要明白真相是主观的， 而通过这一点来看待一个故事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方式。纪录片创作者，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更多地是提供一种强烈的参与感，以理解一种思想、体会真情实感。
2019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 学院”培育单元
大卫·蒂格担任陈思毅作品《人民医院》指导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在剪辑时会在时间上做文章，我们不会百分百地遵循线性时间的顺序。有些人认为这违反了规则，这是不正确的。但我认为大多数纪录片创作者都同意这么做，只要你遵循了真情实感、准确把握了人物的感受。你在为更宏观的想法而努力，你有创造性的解读，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讲一个故事。当然你要谨守你的责任不造假，但不造假并不意味着你在其中没有充分的创作自由。 能否为我们推荐几部您认为在剪辑方面值得一提的作品？在剪辑方面，我最喜欢的纪录片之一是《克鲁伯》（Crumb），维克多·利文斯顿（Victor Livingston）是这部作品的剪辑师。这是地下漫画家罗伯特・克鲁姆（Robert Crumb）的个人传记。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很多漫画作品都非常具有煽动性。我之所以喜欢这部纪录片，尤其是它的结尾，是因为透过这部纪录片，你可以只喜欢这个人物，也可以只喜欢他的作品。所以，它不只是一部单纯的艺术家故事传记片，在那些作品里，往往只有让观众喜欢上人物，整部片子才能够成立。而在《克鲁伯》里，它的剪辑允许这个角色不受欢迎，并且引出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
《克鲁伯》 Crumb (1994)
导演: 泰利·茨威戈夫／剪辑师：维克多·利文斯顿
《智利之战》是另一部在剪辑方面十分精彩的作品，它能够让你感受到真正地身临其境。有很多历史纪录片虽然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但往往让人觉得在看回放片段。而《智利之战》则是用这些历史材料织出了令人叫绝的锦缎，让观众有非常强烈的体验感，令我非常敬佩。我曾经为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工作过，在很多方面，它是难度最大的，既要展现事件发生时的张力，又要展现更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
1973年《智利之战》摄制组，从左至右：导演助理JoséBartolomé、录音师Bernardo Menz、导演导演帕特里西奥·古斯曼、摄影师JorgeMüller、制片Federico Elton
Photo：Cardoso, Armindo／Biblioteca Nacional de Chile